第三十九章 当吉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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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书省内。

    陈伯宗继续问道。

    “我朝官员任用、升转之法,又为如何?”

    这次却是一旁静听良久的毛喜接言道。

    “我朝承旧制,以清、浊分职事。”

    “无人情杂务之扰者,为清官。”

    “行应物治事之劳者,为浊官。”

    “百官皆重清官而远浊官,是以官员迁转,虽在同品同班,其由浊转清,即为升,若由清转浊,则为降。”

    陈伯宗在尚书、中书二省,待了那许多时日,自然也知晓这官吏的清、浊之分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,这无疑是魏晋以来,世家政治的又一桩弊病。

    在这套清浊用官系统之下,那些无所事事,不务实事的清官们得到推崇。

    而那些需要有人实心任事,并实际支撑着国家运转的职官,却成为了人人避之的浊官。

    可叹的是,这套标榜以德行才干用人的用官系统,就这样将秦汉以来以事功用人的文官体系,毁了个干净。

    这就导致了在这种状态下,整个南朝的官僚系统变得十分虚弱。

    以至于昔年宋文帝刘义隆,号称三十年元嘉治世,在动员二十万大军北伐时,还会因为财力不足,而要向三吴的士民大量征收财产税。

    南朝历代积弱的病根,便就藏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制度之中。

    念及此处,陈伯宗忽而想起一桩事来,问毛喜道。

    “毛公所任太子家令之职,梁武罢置,而今上复置之。”

“不知此官,为清,为浊?”

    毛喜闻言,瞄了眼桌案上那些墨笔誉写的文书,心中升起一股恍若隔世之感。

    他答道。

    “太子家令,原是浊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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